傳統中醫藥學,根源於華夏悠久昌盛的文化,以其確切的臨床療效,延綿發展至今而歷久不衰。近幾十年來,在當今世界回歸自然,從自然植物、礦物中尋求有效防治疾病的藥物之際,中醫藥學因其廣闊的理論內涵和豐富的自然藥物資源,引起世人的關注。傳統中醫學將人體視為自然界的一個部分,其生理病理的變化順從著自然界陰陽變化、氣機氤氳升降的規律。治病的主要途徑是根據臨床癥狀和病因診斷出「病」,通過四診合參,思辨歸納出「證」(機體某個特定時空的陰陽失平衡狀態),採用自然藥物的陰陽屬性(寒熱、升降、潤燥等)去糾正機體陰陽的偏盛偏衰,使之達到新的平衡狀態。這種整體辨病辯證結合診療的模式至今仍顯示有旺盛的生命力。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普及和人類疾病譜的變化,傳統中醫學在迅速發展的現代醫學面前逐漸減少或失去了某些治療方面的優勢,如結核病、細菌感染性疾病,甚至於中西醫結合治療冠心病、心肌梗死,其降低併發症、提高生存率的優勢也被現代醫學的溶栓治療和介入性治療措施平分秋色。因此,如何提高中醫藥的臨床療效,繼續保持和發揮傳統中醫藥的臨床優勢,成為中醫藥學發展的關鍵問題。
一、病癥結合論治和遣方用藥
辨病和辨證論治是傳統中醫藥學的精髓,是傳統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的臨床操作系統。由於傳統中醫的「病」多是根據臨床癥狀或病因命名,中醫證的辨識是「黑箱模式」綜合歸納過程,所以認識的角度、層次及醫者的主觀判斷能力不同,所診斷的病和得出的「證」就會有較大的差異,與之相對應的理法方葯便顯得靈活多樣,無中繩可據。在一定程度上,辯證的準確及論治的恰切取決於醫者的中醫理論水平和臨床經驗的積累,即所謂「醫者意也」,使學者有「深奧莫測」之感。因此,中醫臨床對辨病和辨證論治迫切需要發展一定的科學規範,包括對「病」、「證」的特徵和內涵有明確的界限和描述。新近,國內學者對中醫的「病名」進行了規範,對「證」的標準進行了多方面探索,如「胸痹心痛」「血瘀證」診斷標準的研究等,只是此方面研究目前還未能得到普遍的認可,不能適應臨床的需求。在傳統中醫理論指導下,使中醫的病和現代臨床有機結合,使證的診斷在定性基礎上向定量和微觀層次深入,根據臨床制定客觀的標準,使中醫的論治和療效判定有標準可據,這對中醫臨床是有重要意義的工作。
中醫臨床遣方用藥的特徵是順從病位病勢及臟腑的特性,調整機體陰陽的失調狀態,始終注意動靜、寒溫、升降的相因為用。它不同於西醫的用藥,針對理化手段檢測的病理改變加以逆轉、補充、對抗和糾正。中醫的許多治則如扶正祛邪、升降氣機、宣肺平喘、理氣活血等,無不是兼顧矛盾的兩個方面,去調整陰陽的平衡,使氣血恢復沖和之性。所以中醫臨床用藥是側重用自然藥物升、降、浮、沉的陰陽屬性,而不單是用中藥的功效。遣方用藥和辨病、辨證論治是緊密相連的,辨病、辨證論治是運用中醫整體理論、氣血理論、陰陽五行理論及四診方法去辨識疾病的性質,確立相應的治法;遣方用藥則是以治法為指導,將中藥的屬性、功能集合為與此治法相對應的「方」,顯然這種「方」的組合應符合中醫的病機認識及陰陽氣血生化的理論。縱觀中醫名方,無不體現著順從臟腑特性、陰陽相因為用的特性,如炙甘草湯,為治療心氣陰兩虛、心動悸、脈結代的方劑,在益氣養陰葯中,伍以桂枝通心氣和血脈,順從心主血脈特性;鎮肝熄風湯,治肝陽上亢、頭痛目赤,而在平肝潛陽葯中,伍茵陳、麥芽,此二葯稟氣於陽春三月,其氣主升主散,順從肝臟性喜條達的特性,蘊含欲降先升之理;補中益氣湯方中伍當歸、陳皮,以治中氣下陷。當歸入十二經,養血活血,使血脈各得其所;陳皮斡旋中焦氣機,氣血相依,升降相因;調理脾胃的《傷寒論》名方半夏瀉心湯更是寒溫並施、升降同用,以順從脾胃的特性;金匱腎氣丸本補腎陽,卻於大劑補腎陰葯中稍佐附子、肉桂,以求陰中求陽,微生少火之用。這是中醫遣方用藥的精華,也是提高臨床療效的關鍵。只強調中醫方葯的功效,甚至只注重現代藥理研究證明的作用機制,忽略中醫陰陽、氣血生化理論在病證結合辨治、遣方用藥的指導作用,就不能熟練掌握中醫遣方用藥的技巧,更談不上中醫臨床療效的提高。
二、根據傳統理論、辨識疾病現象
對疾病病因、病機、病位及病勢的辨識是疾病預防治療的前提。儘管中醫、西醫認識疾病的方法、角度、層次不同,但它們治療方法的確立都是建立在辨識引起疾病發生、發展的病因、病理基礎之上,疾病的治療效果也因對疾病辨識的層次、角度、深度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且隨著辨識層次的深入治療效果皆可得到提高。傳統中醫學對疾病的認識重於整體、宏觀,司外揣內,通過疾病表現在外的徵象,根據自身的理論體系,探測、演繹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因這種思辨、推理是建立在反覆臨床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其對疾病病性、病位、病勢的判斷能力也可在反覆的實踐過程中得到升華,由此認識相應的治療效果也能產生量的進步和質的飛躍。如關於「中風」病的認識,唐宋以前,主要以「外風」學說為主,以「內虛邪中」立論;唐宋以後,尤其是金元時期,才突出以「內風」立論,提出「類中」概念;清王清任專立氣虛之說,認為是半身元氣虛、經絡無氣、瘀血阻脈,爰立補陽還五湯治療偏癱。隨著認識的深入,帶來了治療方法上的改變及臨床療效的提高。其他如外感病的認識、傳染病疫毒的認識和濕熱的立論等,無不為相關疾病的治療帶來新的突破。
傳統中醫藥學的整體、宏觀、司外揣內的臨床思維方法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對疾病的認識是一個經過反覆臨床實踐、逐漸深入以至正確、全面把握疾病本質的過程。尤其一些重大疾病,開始由於受各種客觀條件和主觀意識的限制,對疾病的認識不可能不出現偏頗或錯誤。根據中醫的理論體系,不拘泥於古人的觀點,辨識疾病臨床表現於外的癥狀,進而思辨其病因、病機,仍是目前提高臨床療效的重要方法之一。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①根據疾病的表現,歸納出前人未有認識到病理機制:如對腦出血(中臟腑)的認識,病人80%以上有大便秘結、神志昏蒙、頭痛等癥狀。據此,不少學者認為病機為陽明熱結,風陽痰火菀於上,治應上病取下,通其腑氣,用小承氣合羚角鉤藤湯或三化湯加味(大黃、枳實、厚朴、羌活,或以安宮牛黃丸、同仁堂牛黃解毒片、同仁堂龍膽瀉肝丸治之),使大便通,氣血得降、痰火得散,元神之腑自然清凈。對臨床減少死亡率,降低致殘率,收到了較好的效果;類風濕關節炎(痹症),以三痹論治效果往往欠佳。因其骨骼變形、僵直、夜間疼痛較重等臨床特點,從溫補肝腎、祛風散寒化濕、活血止痛立法,使臨床療效得到提高;②根據古人對病因病機的認識,反思其治療方葯:如糖尿病(消渴),古人多以三消分治,因臨床「三消」癥狀相互兼雜,近來治療多從陰虛燥熱立論,三消通治。《內經》言其病機為「二陽結熱」。針對口渴、善飢、多飲陽明熱證,用白虎湯或人參加白虎湯清熱生津。而二陽結熱,非陽明經熱,經熱用白虎湯,結熱則用大黃黃連瀉心湯。故治療消渴病口渴、喜飲、善飢者,在養陰清熱基礎上,伍以大黃、黃連,使結熱(鬱熱)祛、津液復,臨床癥狀多可明顯改善;③突破傳統理論框架:新理論的提出往往會帶來一系列治療方法學上的改變,中風病因學「內風」的立論,溫病學派「衛氣營血」、「三焦辨證」的認識,即為臨床的治療帶來了方法學上的突破。近年來有關溫病治療的截斷扭轉理論,突破了傳統中醫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入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的理論框架,使中醫溫熱病的治療有了大的進展。
三、將現代科學技術,納入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科學高度發展的二十一世紀,中醫如何將現代科學技術納入自身的理論體系,在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去認識現代科學技術觀察認識到的新問題、新現象,是中醫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中醫臨床療效能否提高,能否推廣臨床應用的關鍵所在。
現代醫學迅速發展是因其能夠與現代科學的發展緊密銜接,綜合現成科學新的技術方法運用於臨床基礎的研究之中。微生物的發現、抗菌素的產生,使感染性疾病治療效果發生了質的改變;近代影像學的發展,為心腦血管介入性治療提供了技術和方法支撐,使心腦血管血栓阻塞性疾病的死亡率及併發症發生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現代科學技術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現代醫學運用於自身的研究,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中醫藥學沒有理由固步自封,以自己的宏觀、模糊和思辨的概念包含了現代科學中的某些思想、意識而欣然自得。近十幾年來,國內有識之士提出「要促進中醫藥的現代發展」,要用現代科學技術去研究中醫、發展中醫,證實中醫理論、方葯的「科學」存在,使傳統中醫的診斷和治療上的模糊概念客觀化、量化,以推廣臨床應用,且取得了一定進展。如脾虛證的研究,目前國內已對數10種疾病10多種動物模型脾氣虛證的出現率、證候規範化及其病理生理機制進行了研究,從整體器官及細胞分子水平等不同層次闡明了脾虛證形成的機理,同時就脾主運化、脾主統血和脾氣下陷等方面也進行了探索;血瘀證實質及活血化瘀方葯的研究,我國學者從微循環、血液流變學、血小板功能、器官血流量、前列環素與血栓素代謝、血管內皮功能以及基因蛋白表達等方面開展工作,結合傳統中醫對血瘀證的認識,制定了血瘀證的診斷標準和某些疾病的血瘀證診斷標準,比較研究了常用活血化瘀方葯的作用效果,拓寬了中醫活血化瘀方葯的適應證,提高了許多疾病的臨床療效,如自身免疫性疾病、腫瘤、心腦血管疾病、腎病等。促進中醫現代發展的另一個方面,筆者認為是如何藉助於現代科學技術延展自己的視野,認識現代科學技術、方法觀察到的生理病理現象。這較用現代科學技術證實中醫的科學性對中醫發展和臨床療效的提高更有價值,且兩者可相輔相成。如現代CT、核磁共振等影像學的發展對腦出血的診斷,中醫根據傳統理論認為是「離經之血」、「瘀血」,打破了腦出血忌用活血化瘀葯的禁忌。用活血化瘀方葯治之,許多研究報導在解除血腫對周圍組織的壓迫反應,緩解或消除血腫周圍的腦組織水腫,改善腦神經組織的缺血、缺氧等方面具有較好作用,且臨床顯示有優於以往涼血止血治法的效果。尿毒症雖多表現為浮腫、面色蒼白、尿少等陽虛水泛的癥狀,但因其毒性代謝產物的蓄積,中醫認為是濁毒內滯,臨床常使用瀉下濁毒的大黃;心功能不全病人,尤其是肺心病心衰患者,因其腸道黏膜水腫、血液循環瘀滯,中醫認為是瘀血、腸道積滯,使用大黃瀉下逐瘀,臨床皆收到較好效果。其他如體內器官囊腫、血管瘤、結節等,從痰瘀方面立法論治,亦不乏有效驗的臨床報道。從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證實中醫學術的科學性和從中醫傳統理論認識現代科學技術觀察到的生理病理現象,兩方面結合起來進行「證」、「療效標準」的客觀化和規範化研究,同時進行中醫方葯作用機理的探索,拓寬傳統方葯的使用範圍,提高其針對性,應是現代中醫臨床迫在眉睫的一個問題。
四、加強中醫方葯研究,適應臨床應用的需求
自80年代以來,現代製劑、葯化、藥理學技術應用於中醫方葯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進展。如活血化瘀方葯、補腎方葯的研究等,拓寬了臨床使用範圍,增加了用藥的針對性。某些方葯的研究還發現了新效用,如枳實升壓、抗休克、治療中氣虛下陷,菟絲子活血化瘀,仙靈脾抗心肌缺血,黃連和當歸芍藥湯治療老年性痴獃等。但相對於現代中醫臨床的需求,中醫方葯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還顯得薄弱和滯后,如中醫復方藥物間相互作用的機理、體內的代謝過程,藥物作用的客觀評價及中藥製劑劑型的優化等,嚴重影響了中醫臨床療效。
傳統中醫藥學有自己獨特的藥學理論和選方用藥方法。現代復方藥理研究證明,中藥復方藥物間的配伍具有其特殊的物質基礎及相互作用機理,復方的藥理效應並不等於諸藥物作用的簡單相加。中藥的配伍起到了增效、減毒和制偏的作用:如四逆湯有升壓和強心作用,其中附子不僅能加強心肌收縮且有升壓作用,乾薑無明顯作用,甘草僅有升壓作用,但三味合方則可使心肌收縮的強度和持續時間明顯超過單味附子,升壓效應亦大於各單味葯,且可使附子引起的異位心律失常的副作用減小,表明輔佐葯與君葯間存在協同增效和監製毒性的配伍關係。吳茱萸湯中吳茱萸有鎮吐止嘔的作用,生薑能協同其作用,也可增加其毒性,人蔘、大棗可增加全方的止嘔作用,大棗可降低吳茱萸的毒性,全方四味以原比例配伍的藥理作用最強,毒性最小,說明該方配伍的科學性;補中益氣湯的佐葯柴胡、升麻對腸道蠕動並無明顯作用,但去此二味則全方促蠕動作用明顯減弱,說明佐葯對全方功效有重要的影響。由於中藥復方成分複雜,難以對中藥的相互作用機理、體內代謝變化進行定量分析,但利用現代定量藥理學原理,以藥效為指標,以中醫「方證」理論作指導,深入研究復方藥物作用的機制及加減變化規律,對臨床遣方用藥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如何提高中醫臨床的療效,是一個涉及中醫基礎理論、藥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中醫診斷水平的提高,中藥製劑的開發研究等諸多方面的綜合問題。如何在中醫傳統的理論的指導下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方法,拓寬、延長自己的診斷視野,探索防治疾病的規律,使中醫臨床的診斷、治療科學化、規範化,當是提高中醫臨床療效的重要舉措。